(《北欧华人报》北欧国际新闻中心通讯员伟群报道)二十年前2003年的那场非典大流行,已经过去20年了。但不知为什么,总是记忆犹新,那一幕幕的经历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仿佛就是昨天发生过的一切。

那时我是佳龙投资房地产公司负责朝阳门内75号院外交部公寓院内两栋旧办公楼的宾馆改造工作。

工程是在2002年十月份开始的。开始还算顺利,但11月的时候,说是广东出现了莫名疾病,人群普遍易感,发病者以青壮年居多,儿童和老年人少见。临近春节的时候,形势开始紧张了起来。有一位著名歌手,从南方回来莫名其妙的突然发烧死了,有的说他是肺炎,有的说他是艾滋病。但那个人歌唱的很好,我很喜欢。不久广东那边儿就陆陆续续地传来了什么猪流感类的消息,北京的患者也开始逐步地增多,疫情开始散布开来。细节过程忘记了,只记得后来不叫猪流感了,不好听,改叫非典。

当时,为什么叫非典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知道这个病很厉害,发了烧控制不了,就得上呼吸机。呼吸机顶不住了,上激素,再不行就死人。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数百个,就这样累计的叠加了起来,加上网传的神乎其神,弄得人人都谨小慎微,满大街的,只要听到救护车响,大伙儿都吓得赶紧钻进屋子里,谁也不敢看。

我在的75号大院儿,保安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因为施工总是要出去进来买材料,运垃圾,进货,事情很多。于是在住宅区又加了一层保安,与我们隔离开来。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我们这边还没事的时候,那边院里来了两次救护车。拉走的是感染者还是其他病人不得而知,但是弄得我们心情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太紧张了。

毕竟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发了烧,没药治,只有往小汤山医院拉,那里有部队管理的方舱医院。据说去那里的人,很快就会转为重症。重症以后就很麻烦了,听住过小汤山医院的朋友讲,活着出来的人,后遗症很严重,严重到无法想象。当时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连口罩好像都没发过。只是听说广东香港用醋熏蒸,就能杀死病毒,我们也想法弄了些,熏得整个楼像是做醋的作坊。

别的防范只是与外边的人离远一点儿。那时候儿外买一些配件儿,材料儿,都是我自己开大面包车去。一个是别人不敢去,再一个。买东西就要看准了,快点儿下手,不能犹豫,时间久了容易感染感染了。后边儿的事儿就没法做了。

在那样紧张的情况下,工地上陆陆续续有人开始往家里跑了。当时北京是疫情中心,首都就成了病毒之源。全国的人们都在防范北京,到哪儿只要是北京的,就跟遇到瘟神一样。很多工人在家里人的担心下,沉不住气了,开始往家里跑。为了安抚他们,也为了增加抵抗力,我当时就把工地封闭了。我不回家,现场的人谁也不许走。留下的人,吃好喝好。

因为人们都不敢上街,朝内大街的超市当时的猪肉最便宜的时候。才五块钱一斤,肉还都特别好。我就天天让他们吃肉,有时我也给他们做。记得有一次,我们工程部的大学生小孙,他想家了。他是顺义的,又回不去,我就给他弄了几斤新鲜的五花肉在办公室做了个红烧肉。那次的肉特别特别好,在烧制过程当中,芳香四溢,香味飘飘得满院的都是,循着香味儿来看的有保安,有同事,还有不认识的外交部老干部。进来就说这猪肉味道太香了,真想吃两口。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好的肉,在吃的时候,我们俩几乎就没停筷子。小孙呢,把自己吃的时候儿的模样拍了张照片儿。还捂着肚子说,胃不舒服了,吃的难受。看他逮便宜买乖的样子,我是哭笑不得。那是五斤的红烧肉,我们俩都给吃没了,搁谁要是不难受,那一准是猪八戒!

随着疫情的加剧。工地上只能停工了。一些工人害怕、担心,不知道会有什么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就开始陆陆续续偷偷摸摸往家里跑。我记得工地上有七个木工,是苏北的。他们要回家,我不让他们走,他们坚持要走,说在这儿太害怕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放心不下,怕有什么问题,将来不好办。话说到这里,我手一挥:走!于是他们就走了。他们是五月份走的,后来到了九月份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回去的一路艰辛。坐火车,倒汽车,到了他们家乡,大队根本不让进村儿。就在村里外边儿的一个养猪场,用铁丝网围起来,让他们住在那里边儿,每天三顿饭,家里边儿把饭送到中间儿的一个空地上,人离开了,他们再过去取。就这样一直给他们围了一个多月,除了吃饭睡觉,没离开过猪场。一直到七月份疫情基本消失才放出来回家。家里人开始都离他们远远的,孩子也不让抱,说是他们身上的味道跟猪一摸一样。

七月份疫情患者新增数量日渐减少,8月15日,公司宣布疫情封闭解除,我回家。

和开始封闭时一样,我们都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反正它消失了。

此时中国内地非典患者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而我,二十年后已经在那时最恐惧的小汤山住了十年,二十年后的新冠我也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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