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军垦服
作者 杨进
探亲后从青岛出发回连队，中途，在北京站等待换乘去内蒙的火车。
行李放了一地，大包小包都是母亲给打点的。
“在家千样好，出门事事难”，临走时母亲念叨着。
忽然，飘来熟悉的家乡话，有两个穿军垦服的女孩出现在了我身边，看样是老乡呵！都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
乡音听来十分亲切，我鼓了一下勇气上前搭话，两人很快就和我约好结伴同行。
一路上有说有笑，驱散了旅途的劳顿。两个女孩虽素面无妆，但如同邻家妹妹亲和近人，举止间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列车驰过包头，她俩在公庙子站下了车。
听说还要坐船过黄河呢。
车窗里，望着她俩的背影在小路上行走，忽然，她俩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挥舞着衣服向我道别；田野里的军垦服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
我还要再坐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回到连队。
几天后，接到其中一位女兵的来信，一定是那个总爱抢着说话的她。可在车上问起她们的姓名和连队时，两人都笑而不语。无奈，只好留下我的通讯地址。
来信说了一些伤心的话，让我去看看她们可怜的连队。后来才知道，许多连队的处境同样是苦的。
跑去请假，连长站在连部门口，用手遮着太阳看天上盘旋的一群老鹰。后勤班养的鸡经常被老鹰叼走。我就见过一次老鹰捉小鸡，老鹰利箭般的俯冲下来。
我还曾偷偷的到鸡棚摸过鸡蛋呢——摸着了就生吃了。
没有请下假来，当时连里正在开展割马草大会战，这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活。人在草海里就象一只只小船在颠簸，一天下来，吃饭时手都握不住筷子。
当天晚上，给她写了回信，不记得许多，只记得一句：“谈笑风生，火车的轰鸣，神奇地变幻成我们的南北西东”。
1975年秋天，兵团改制归于地方农场，现役军人开始撤离。马班的人赶着马车给连长托运行李，鞭子抽的叭叭响。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马车经过身边时，冷不丁想起了诗人的一句诗。
第二天，我跑到连队西边的村庄，领回了放在老乡那里的一只小狗。连长在时曾下过一道“”杀狗令”。一夜间，连里的十几条狗就不见了，从此只闻鸡叫不闻犬吠，老乡也敢到连队里的小卖部来买东西了。
故且称她为慧君吧。去信告诉她，我已办好了转插到山东农村的手续，让她也学我的样子办理转插的手续。
1976年的春天，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当火车经过连队时，车窗外正看见几个炊事班的女兵站在井沿上打水，小毛驴水车静静的立在井边。再看一眼朝夕相处的营房，再看一眼营房周围长着的沙枣树。泪眼里视线开始变的模糊。
慧君回了青岛，办了回农村老家的转插证明。那天和她妹妹一起去送她回连队继续办手续。说不上谁送谁了，不久，我也要到两个下乡的弟弟那里去插队。火车就要开了，临行前，妹妹哭的厉害，姐妹俩抱在一起。
“列车列车你慢慢行，让我再把亲人望一望”。
那一刻，曾经唱过的一支歌响起在耳边。
她来了封信说：现在过不了黄河暂时住在马车店里，要回连队办手续得等上十天八日的。原来正赶上黄河冰凌期不开船。她心里焦急，让我到她家安慰一下她的父母。
终于办成手续回来了。那天晚上她来到我家告诉了这事情，
送她到家门口时，她塞到我手里一张纸条，让我回去再看，然后飞快地跑回了家。
原来是一首“知青之歌”的歌词：“袋中的花梅碗里的酒，莫忘记海边的女朋友”。
第二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俩到海边游玩。然后来到中山公园的桦树林里，地上满是落叶，脚踏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响，阳光透过了枝叶洒下了婆娑的树影。两个命运未卜的人，暂时沉浸在幸褔中。
回去时华灯初上，我还把前方的一盏路灯当成了挂在天边的月亮，诗意的对她说:“月是故乡明”。她只是低着头吃吃的笑，不情愿捅破这个美丽的误判。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明天一早，让我随单位的车下乡。我已在家待了两个多月，可明晚我和她还有约。
夜幕降临，当她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等我时，我正趴在油灯下给她写信，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炊烟。
终于捱到回城就业那一天。她的母亲和我谈起女儿婚嫁的事，虽然她也回城了，可结婚还是遥远的事，我还有两个哥哥没成家，他们也是上山下乡多年的老知青。对娶妻生子没有一点概念的我，这次，或许真的要放手。
迷惘里，我开始对这座城市感到了陌生。
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那次在北京站的邂逅。
“夏天的夜晚是多情的，但却给我带来了沉闷。”
这是她最后一封信里的话；我却更记住了她在田野里——在风中舞动的军垦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