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城”二、三事
作者 莽原
活跃在天坛公园东北角的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知青聚会已经是178期了。
此项活动大概于15年前，由中国知青网的几个老知青发起的，在100期时，中国知青网宣布不再出面组织活动，老知青们可以自由组织各项聚会！
出于好奇，前几年我也参加过几次，每当我看到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孔，步履蹒跚的样子，却各个系着红领巾，唱着几十年前的少儿歌曲，心中是五味杂陈，五十八年前，同样是这帮人，满脸的稚嫩，臂带“红卫兵”袖章，在拿起笔来做刀枪的口号下“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却是满脸的彷徨，下一步干什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文革使全社会进入停滞状态，于是部分知青厌倦了这种氛围，结伙来到了祖国的边疆，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1968年底，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街道学校开始大规模动员滞留在城里，无学可上、无工作可干、无所事事的老三届学生去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街道里巷、单元楼门口，街道老太太们以敲锣打鼓的方式动员欢送（或者叫驱赶）不愿意去插队的孩子们，已经确定了走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们成群结队的在北京火车站抱头痛哭踏上火车奔向陌生的远方！
这场被冠以“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涉及1700万人的运动，在1979年戛然截止了！这段历史经历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讲是刻骨铭心的，据统计，知青在农村的经历平均是6年，其中有19%呆在农村有10年之久，39%为5至10年，41%为5年及5年以下。
尽管是历时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到农村后的一两年里就开始分化，有通过各种渠道去当兵的、有走后门上大学的，也有通过所谓的保送加考试成了工农兵学员的，一些人在这期间还被招工进了工厂！国家陆续还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独生子女家庭的知青可以回到父母身边，父母在“五七干校”的可以迁到父母所在地，多子女插队的可以回来一个，知青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也可以回城，再后来知青在当地结婚的，可以回来一个子女，政策在一点点放宽，在演变，开始时已婚的知青不允许回到城市，于是带来了大量的知青离婚潮，随着文革结束，知青回城的愿望越发强烈，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到1979年，有位领导说了句话“还是让孩子们回来吧”！于是绝大多数知青回到了原来的城市，一少部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回到城市，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有的在当地当了一定级别的领导，有的城市里没有了亲人，或者父母子女多，家里实在困难，容不下多余的人口，
看到天坛公园知青角那种让人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地唱着“红歌”的场面，以及红旗招展、万头攒动的红色海洋里，那一张张憔悴的老脸因追忆往日时光而泛着红光，还有那一面面红旗上刺眼的口号“知青万岁”“永葆知青精神”“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无悔”
我一方面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一方面又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知青万岁”又为什么结束上山下乡运动了呢？“永葆知青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吃苦耐劳、勇于挑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指引下，知青精神还用的着“永葆”吗？至于说“青春无悔”那为什么在七十年代为了回城，有走后门的、有向当权者献身的、有趴铁轨的、有游行示威的、有假离婚的、有装疯卖傻的、有开各种假病退证明的，要说那个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不如说是“头脑发烧的岁月”也是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岁月！
我有幸经历了知青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从1965年开始的部分中学毕业生分到北京近郊各大林场以及少数思想坚定的青年学生去生产建设兵团，接着就是“复课闹革命”开始时，不甘心于“军宣队、工宣队”无休止的说教，而愤然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着就是1968年底的最高指示发表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推向高潮，跟着就是1971年推出一些照顾性措施，如:独生子女可以回城、有病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广泛宣传，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还在继续着，只是有了一些条条框框，67、68、69届所谓的老三届除个别人当兵进工厂外基本是连祸端去插队，而70届大部分分配了工作，71届大部分插队，72届一部分进了工厂，73、75届大部分分配在北京近郊插队！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1976年地震后，由于我抗震救灾中坚守岗位，坚持30天没回家，每天白天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也坚持开门迎客，下班关门后，骑着三轮车给地震棚里的人们送蔬菜上门，夜里在商店值夜班，要知道当年商业上女同志多，店里只有我一个男职工，我不盯着，谁来干呢？殊不知，我的父亲是地震头一天，因癌症住的肿瘤医院，家里还有一个瘫了20多年的姐姐！可是我义无反顾地坚守岗位，因此，获得了全国商业战线抗震救灾积极分子的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地震后，市政府刚在北京展览馆开完表彰会，我拿着100元的个人奖金去交给基层店党支部书记时，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话，由于你表现好，政治过硬、思想坚定、积极肯干！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参加区政府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当时我的脑子懵的一下，没多想，赶紧说了声，我回去收拾一下，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怎么琢磨也不是滋味，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母亲年迈，瘫姐姐天天需要端屎端尿，妹妹又小，我这刚从内蒙回来几年，又要回农村，痛苦缠绕着我，悲哀折磨着我，经过一番挣扎，索性豁出去了，跟组织上说明白家里的困难，可能就不会让我去了，于是买了两瓶二锅头，去了书记家，边喝酒边聊天，最后我表示，谢谢领导的信任，我明天就去迁户口，您告诉我迁到那个公社，书记笑了，学大寨工作队不迁户口，一年就回来了。一听不用迁户口这话，我压住内心的激动，一口干完了一大杯白酒。
后来，我就到了朝阳区金盏公社和几个同事承担起了长店大队五百多名知青的管理工作！
1977年十月，我回到了公司劳资科工作，由于那时国家是计划体制，一个单位招工多少人，完全由区劳动局按计划分配指标，谁也没想到的是，这时国家拨乱反正，对知青上山下乡进行了政策调整，只要符合政策就可以回北京！
问题来了，大返城时多数知青采取了病退的方式，开的病退证明也是五花八门，为了回城，无数知青的大脑开动起来，于是无数可怕的疾病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拍胸片时，放上个硬币于是出现肺部阴影；喝墨水制造胃穿孔；服麻黄素、升压灵成为高血压；喝1%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肠痉挛；还有制造肝炎、肾炎、心肌炎、血尿，甚至装疯、装哑巴，有个知青实在没什么病，急得医生问他，你尿床吗？他想了想说尿、尿、尿，大夫从容地给他开了个“遗尿症”……为了得到一纸病退证明，人们想尽了各种招数，不惜损害自己的名义与健康。
面对着五花八门的病历，多数单位人事部门犯愁了，劳动局也犯愁了，分给那个单位也不要，区劳动局看到分给我的病号，一个也没退回来，就主动询问我，我说我就是病退回来的呀，在县医院开病历证明时，大夫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我吃饭就吐，当时我也确实有点毛病，在1970年夏天修河时，在救一个溺水的当地知青时，我受了惊吓，后来就经常性的半身出汗，半身不出汗，大夫一听，噢！这是植物神经紊乱！问我血压有问题吗？我说没量过，她说，你半坐在椅子上，屁股稍微抬起来，两个脚尖使劲蹬地，这么一量，血压蹭蹭地涨到160，就这样有病的证明就顺理成章的开了！劳动局领导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哎呀！大于你可给我们救了急，于是别的单位退回来的，劳动局都给了我，我为劳动局解决了困难，同时我安排公司内部干部员工的子女就业工作也就得心应手了，招工指标随便要。
可是公司基层单位的领导不知道知青病退的内幕，纷纷给我退了回来，我就挨个单位做工作，直接挑明了，这些知青都开的假证明，你考验一段时间，她真有病，你就给我退回来，当然，这其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个和我一起插队的男知青，高度近视，几乎就是失明，几次被退回劳动局，劳动局实在没办法了，找我商量，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因为我当时还负责管理几个商办工业，如商业机械设备厂、修造厂、糕点厂、豆制品厂、酿造五厂、平房酱菜厂。我马上找了设备厂厂长，他很为难，我说你安排他值夜班看大门不就得了吗？你有什么困难，我再给你解决，他正发愁职工子女就业没有指标呢，我也就痛快地给他解决了五个指标。有几个结婚早，已经有了俩三个孩子的知青，各单位都嫌弃，一是嫌她们有孩子，二是嫌知青本人岁数太大，怕事多不好领导，我就给这几个单位做工作，知青有了孩子首先不会再休产假，还不会占你计划生育指标，她岁数大，过不了几年退休了，还不用你开工资！你何乐而不为呢。后来知青返城的多了，劳动局有点招架不住，采取了知青回城必须有接收单位，这回我更是有求必应，当然，我这样做，也赶上朝阳区处于蓬勃发展期，我们的商店遍地开花，也正好需要劳动力，我为劳动局解决了困难，劳动局也就对我在招工指标上大开绿灯。那两年副食品管理处的职工队伍大幅增加，大大小小商店达到240多家，承担着朝阳区153万人口的计划商品供应工作，当时我们工作的宗旨是；把党和国家的温暖通过我们的双手送到老百姓手里，商业起着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回忆起来，当时招工主要对象包括了外地返京知青、北京近郊插队知青、应届毕业生、职工子女顶替。当时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我只把它当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后来工作中每次下到基层单位，这个也感谢那个也感谢，其实我一个也不认识，退休后，尤其在知青聚会时，更有从未谋面的知青过来敬酒表示感谢，我才发觉无意中，我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困难！
现在天坛知青角的老知青每月的聚会，我不再参加了，每当我在平台上，看到他们充满童真的老脸回忆当年战天斗地的场景，或哭或笑畅谈心酸往事，或笨拙地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应当承认，“知青运动”确实给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他们远离城市、远离父母，承受着城市生活与农村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在开始，很不适应，无论是翻地、运肥， 还是收割庄稼，他们都没有干过。同时，生活、读书条件也不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们学到了一些农业技术，了解了农民的疾苦。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克服困难的意志，受到了磨炼，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这也中了王阳明那句话，“在事上磨”，“才能立得住，静亦立，动亦立”。吃苦也好，劳累也好，那就是在“磨”一个人。这个“磨”，对于一个青年人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
怎么定义知青这个历史上出现过的群体？没有明确政治的定义。可是多数知青出于对历史苦难深刻的记忆，单从朴实的感情以及经历过的苦难出发，喊出了“知青万岁”“知青精神”“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经不起推敲的口号！不能说对与错！
这是一群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
这是一群激情洋溢刷社会存在感的人
这是一群对经历过的苦难与深刻的友谊念念不忘的人
这是一群从苦难中走来，拿着微薄的退休费却幸福感曝棚的人！这段历史只是沧海一粟，再有十年二十年，他们终将会被历史所忘却！
2024年12月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