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炊事员
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里当司务长。我们连只有九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面皮黝黑，平时不大说話，是我们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好说个笑話，是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也是我们老乡。其余几个人，可惜我把姓名都忘记了。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負担，規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个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見，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呵！我沒有什么话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話，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見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象六七十斤的挑子沒放在肩上一样。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燒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之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好几座山，跑到部队的最前面去买谷子。谷子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磨，就花钱向老乡买了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做“小磨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陣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一天一夜沒吃饭啦，副班长急得围着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脱：“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着老王走了。我们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跑过去。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跟斗栽倒了，紧接着，副班是也倒下了。我和上士一阵难过，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象个桃，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要找点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了些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
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上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拉起来。这时候，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在身边。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时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我不是沒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飯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我沒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贊扬我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忽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铁青的臉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挑起来走。
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一会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仅仅半天工夫，眼睁睁地看着牺牲了两个同志，怎能不伤心呢？
第五天晚上宿营时，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在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的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那时候我们连经过几次战斗，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个，也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一天后半夜，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我知道他昨天还发高烧，要他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休息。于是我便起来帮助他。我望着他矮矮的个子，消瘦的面孔，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来。
我们是邻居。他沒有一个亲人，是孤单单的穷汉子。后来我们家乡来了红军，他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还在家里，他常跑来找我：“老谢，你还不参加红军吗？蒋介石骑在咱们头上拉屎，三天两头‘围剿’、进攻，你能咽下这口气？”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我才参加了革命。长征路上，他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要别人休息，却把活儿抢过去自己干。长此下来，他瘦得皮包骨，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可他总是说：“沒关系，我又能吃，又能睡，累不倒。”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都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我正想着，班长又在旁边催促我：“老謝，你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行了。”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借着火光，我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刚要问他，只听到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老谢，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我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身后噗通一声，回头一看，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急急走前几步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灶堂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却在我的胸前渐渐变冷了。有的人死在战場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都沉痛地淌着泪。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口铜锅担在我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了，流出了眼泪；我呢？眼泪早就干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我们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沒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我们连里。
